雅俗瞬变下的身份焦虑：晚明由“礼”及“趣”的物质主义工艺美学

摘要：晚明出现了大量关于工艺美术品或享乐之物的鉴赏文本，成为此时工艺美学的显著特征，意味着对工艺美术的鉴赏成为当时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通过对以《长物志》为代表的鉴赏文本的分析，结合晚明工艺美术品实例及经济政治史料，本文发现晚明工艺美学的显著转向是核心评价标准由“礼制”变为“品味”，即由“礼”及“趣”。本文首先对历史上礼制和工艺美学关系进行梳理，发现晚明以前“礼”一直是工艺美学主要的内在评判标准；然后论述品味建立的表现、经济基础、前提及对于社会转型的深刻意义；最后论述了以“趣”代“礼”的行为从主观上来说是对社会转型的焦虑，客观上来说却是社会转型的风向标和加速器，以及此观点的现实表现与内在原因。

关键词：晚明工艺美学 长物志 品味 礼制

“惟宣铜彝炉稍大者，最为适用；宋姜铸亦可，惟不可用神炉、太乙及鎏金白铜双鱼、象鬲之类。尤忌者云间、倭景、百钉诸俗式，及新制建窑、五色花窑等炉……今人以木为之，乌木者最上，紫檀、花梨俱可，忌菱花、葵花诸俗式。”

——《长物志 卷七·器具》

寥寥几句，一个生活考究的文人形象跃然纸上。这是文震亨在其《长物志》第七卷论及香炉的部分内容。在节选文段里，文震亨提到了他认为由好到次的香炉等级，评判的依据有铸造年代、尺寸规格、材料贵贱和形制外观。在贬斥时，他两次使用“俗式”一词，表明了他对“俗”的极度不屑。事实上，这些俗式是晚明广为流行的香炉形制，如“八吉祥”、“百钉”等（图1-5）。不过文震亨似乎刻意地贬低了这些富商与市民阶层的审美，而且非常清晰具体地说明了自己的优劣评判。

晚明出现了大量关于工艺美术品或享乐之物的鉴赏文本，这成为那个时期工艺美学的显著特征。尽管这样的写作早已有之，但这一时期的数量之多、传抄之泛、影响之广前所未有，这意味着对工艺美术的鉴赏成为了当时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柯律格在《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一书中详尽分析了以文震亨的《长物志》为代表的晚明鉴赏文本及其鉴赏语言，结合当时工艺品的消费与流通情况，论证了晚明社会的现代化趋势与物质主义倾向。笔者在此基础上发现，晚明鉴赏文本与前代相比的显著区别为“礼”的淡出，而“趣”，或者说审美品味，成为评判工艺美术品高下的主要标准。本文将通过对晚明鉴赏文本中由“礼”及“趣”的语言变化，透视晚明工艺美学出现物质主义倾向的重大转变，并结合晚明工艺美术品实例和奢侈品消费情况，探究评判标准变化的社会语境。晚明由“礼”到“趣”的风向转变是对前代一直延续的工艺美学鉴赏核心的重大突破，这一趋势虽然被清朝建立后的“经学重振”运动迅速遏止，但作为封建中国短暂而奇特的“异端”时刻，仍然应该得到重视。

一、“制器尚象，不言之教也”

——以礼制为核心的工艺美学走向崩塌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礼”是指规范制约社会人生各方面的典章制度和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或道德理性。周公“制礼作乐”，而孔子通过“仁”的思想内核将“礼”从繁复的外在形式内化为实现大同理想的道德伦理和行为规范，从而规定了包括工艺造物和生活日用的生活方式，正所谓“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

而从工艺美术一端来看，笔者认为，“礼”一直以来都是工艺美学主要的内在评判标准，至少在官廷与士人阶层内是如此。这不难理解，毕竟工艺美术品构成了宫廷及士人的日常生活环境，而日常生活就是以“礼”为根本遵循的。“觚不觚，觚哉觚哉”的感叹就是“礼”规定工艺造作标准而影响内心秩序的典例。在战国时期的工艺美术文献《考工记》中，笔者的观点也可以得到佐证，“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虽然直接来源于阴阳之说，但将材料和造作纳入天地运行的规律之中，本质上是礼制秩序的反映，至少在《考工记》被收入《周礼》之后，用礼制来解释和框定其中的造作思想是无可非议的。

宋代虽然形成了以文人为主流的审美思潮，实用和审美出现了分离，但“礼”或者“理”的影响依然显著。从礼制理论上看，“礼者，理也，文也。理者，实也，本也。文者，华也，末也。”“礼”与作为最高本体的天理绑定，成为天理的体现。朱熹将人世间的道德礼乐和器数（即工艺造作）都纳入天理，“一草一木，与他夏葛冬裘，渴饮饥食，君臣父子，礼乐器数，都是天理流行”。从工艺美学来看，郑樵对《易经》“制器尚象”的解释体现了当时文人对于工艺美术生产与评价原则的理解：“原其制作，盖本于礼图。礼图者初不见形器，但聚先儒之说而为之，是器也，姑可以说义云耳？由是疑焉，因疑而思，思而得古人不徒为器也，而皆有所取象，故曰：‘制器尚象’”。工艺美术的象征性不可忽略，而所取象之本即为“礼图”。即使是充满文人自由审美意志的饮茶领域，宋末元初的审安老人绘制的《茶具图赞》里把茶具比作为皇帝（饮茶者）服务的臣子，并赋予其以“秉性刚直”“养浩然之气”等美德（注意这样的道德约束和文震亨所言“雅”的品格并不一样），同样体现了工艺美术之中“礼”的核心解释力（图6-8）。可以说，明以前，什么样的工艺美术品是适宜且好的，什么样的人使用什么样的工艺美术品，其根本评判依据都是“礼”。

到了晚明，这样的趋势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在礼学理论层面，对于“礼”的研究和强调没有减少，不过礼学确实染上了浓厚的心学色彩，柯尚迁说“心、政、礼、法为一道”，“礼”的主观性和自由性有所加强。而在践行层面，尽管中央官府在书面上依然不断强调礼制，但“礼”的确已经名存实亡。管志道在《从先维俗议》中提到：“缙绅罕有以德行事乡闾者；有司亦罕有以纪纲维薄俗者。而处士得以横议行其间，是以里巷细民，与异姓无官者混；异姓无官之滨于士类者，复与章缝之客混。”各个阶层之间的界限遭到破坏，各类士人都进入到致仕官员所在的部分社交圈中，最终，整个身份等级制度陷入混乱，“礼”的秩序不再管控士人日常生活和交际。禁奢令的名存实亡同样反映了“礼”在工艺美术购买和使用上的限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解除。

于是，“礼”在工艺美术鉴赏里已经退出也就显得不再奇怪，尽管这一颠覆千年传统的行为仍然令人吃惊。在雕龙中日古籍全文资料库中搜索《长物志》中含“礼”的条目，仅有两处，分别是“钦礼”和“礼称”，都不涉及真正的工艺美术评价。这样的检索或许有些草率，更直观的例子是焦竑对“制器尚象”的新解：“圣人制器尚象，其义深远……使人指掌而意悟，目击而道存，皆有不言之教焉。”品赏享乐之物是“不言之教”，而所“象”之“道”，或者说，“礼”是什么却并不提及，“制器尚象”已经成为“玩物”的合理化解释，而其中“礼”的元素已经消失殆尽。“玩墨不磨墨，看墨不试墨”的将实用品、严肃用品转换为娱乐物品的现象亦证明了这一现象。

二、“有一种高雅绝俗之趣”

——承载知识的商品：工艺美术品的商品化与趣味标准的建立

“礼”没了，那用什么来评价工艺美术的高低呢？文震亨在长物志中给出的答案是品味，或者说“趣”。屈志仁认为，对于晚明的文学批评而言，一个中心概念就是“趣”，对于这一时期的文人而言，它综合了因趣味或好尚而获得快乐的状态或能力。“趣”这个字本身在《长物志》中出现不多，仅有“罐中不可断火，即不焚香，使其长温，亦有意趣”“入门便有一种高雅绝俗之趣”等几处，可见当时品味或者趣味的概念尚未像在西方美学中那样成型（之后由于被打断，也未成型，直至近代西学引入），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从“高雅绝俗之趣”这一表述以及《长物志》中反复出现的崇“雅”抑“俗”、厚“古”薄“今”的判断之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新的工艺美学标准的建立。

品味标准的建立，源于晚明社会思潮的物质主义趋势。在江南经济高度繁荣的环境下，投入在工艺美术品或享乐之物上的奢侈性消费大幅增加，僭越礼制、追求奢华与享受的现象屡屡出现。据《云间据目抄》记，隆万以来，豪奢对家什用具极其讲究，“凡床厨几棹，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 ，他们希望将经济实力转化为以日用之物为象征的文化资本和身份地位（图9-10）。又以珠宝为例，从供奉宫闱，到纳于显宦，最终下沉到市井民间：“其妇女身衣锦绣，首带金珠，贵贱不辨，踰礼犯分莫甚于兹。”这甚至还只是在嘉靖年间（图11）。

禁奢令失效，“礼”的约束失效。宫廷的反应是将奢华进一步推向极致，极尽繁华，而士绅阶层面对富商逾矩带来的身份焦虑，选择以“趣”代“礼”，用“品味”对士人与商人（或新进入士绅阶层的士人）所占有的文化资本进行区分，这似乎是在对富商宣告，即使凭借经济实力占有了原先不能占有的工艺美术品，也无法占有真正的“佳品”，并且无法以正确的方式占有它，体现在《长物志》里，就是文震亨对某物是否为雅物的判断，不仅在于其材料，构造和装饰的形制，还在于其功能，即如何以及在何种情境中使用它，如将画“悬两壁及左右对列，最俗”。这意味着在“审美鄙视链”顶端的是占有更多文化资本的士绅阶层，而进入士绅阶层需要的是通过科举致仕，接受长期的文化熏陶，以及在士人交际圈中取得位置并遵从其审美规范。

而这一系列现象的前提，是工艺美术品的商品化，商品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名工匠的出现以及与工艺美术品的绑定。工艺美术品成为了承载着知识或者文化资本的商品，无论是否已经占有文化资本，富者纷纷投入到这些可以购买的进行质量竞争（而非价格竞争）的享乐之物中。“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图12）但事实上，其中不少名家的史料记载和流传实物都很少，并且当时的不少造作仍然是集体制作而非出自名工匠一人之手。这就意味着，名工匠成为了“名头”或者“招牌”，而只有在市场中销售的商品，才会需要“名头”来保证自己的价值和认可度。名工匠既进入“品味”体系，拥有其作品标榜了优良的鉴赏水平和能力；又成为市场中用来给商品提价的工具，这说明了“品味”体系对工艺品市场具有着操控作用。

而工艺美术品的商品化与“品味”的建立，从根本上预示着现代社会的到来——人对日用品的选择和生活环境的构造，并不依赖于自上而下规定的等级与礼制秩序，而是基于个人中心的喜好与品味，当然，这里的个人中心并非完全自由，品味体系仍然是被规定的，但至少，人在有经济能力的基础上拥有了不受等级限制的选择权。

三、“慷慨不平，其调弗同也”

——作为商品的知识：鉴赏文本流传、趣味瞬变与士商混杂

“挟日用寒不可衣，饥不可食之器，尊踰拱璧，享轻千金，以寄我慷慨不平，非有真韵、真才、真情以胜之，其调弗同也。”有真韵、真才、真情，我自不同，这是文人的自矜，也是面对原有秩序被打破之后之后的焦虑和自慰。然而，品味秩序的建立并非真正替代了“礼”成为了新的稳固的审美秩序，而恰恰加速了审美变易和趣味标准再调整的历程。事实上，上一部分的最后，笔者引出的现代社会下的审美自主权和稳固的审美秩序就是存在内在矛盾的，并且，它还有更丰富的现实表现和更深刻的体制渊源。

从形式上看，由“礼”到“趣”，文震亨其实在做和孔子相反的工作——将抽象化、深刻化（至宋已抽象深刻至天理层面）的礼再次还原到纷繁具体的外在规范，并且对雅俗的规定如此具体，提供了大量可以让同代人在诸种表述之间进行分别的有意味的特征，比如“忌有四足，或为螳螂腿，下承以板，则可”，榻足不能是螳螂腿状（佛前供桌常用），但下面如果有板承着就可以了，这就让照猫画虎地进行“雅”事变得更加直接和容易，以至于出现一个叫皂快的文盲也可以把书房布置得极尽雅致，而“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的讽刺现象。而从根本上说，这意味着工艺美学的探讨维度被表层化了，从高深莫测的精神世界落回具体可感的身边之物，从需要系统学习的文化体系变为具有操作性的百科全书与品味指南，而这就是工艺美学的物质主义倾向。

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被商品化的不仅是工艺美术品，还有书本，或者说知识。《长物志》并非原创，它从《考槃余事》以及更早的《遵生八笺》中借鉴了大量文本，而《遵生八笺》在1591年至1620年，起码出现过三个版本，当时任何成功的著作马上就会被盗版，或者被相互竞争的书局再版。因此，品味知识的流通加快，市场上任何想方设法将经济权力转化为文化权力的玩家都可以得到。现有的品味被习得之后，士绅阶级则会对品味进行再次校正和廓清，然后引发希望获得文化资本的商人或新士人的新一波学习，这一循环只要不被外力终止，就会永不停歇地进行下去。

在市场上，这体现为雅俗界限的瞬变，其中“以耳为食”的“好事者”尤其让士绅阶层担忧，对于社会和文化的领军人物所开创的潮流，他们毫不了解，更无创见，盲目跟风，大量珍贵古瓷器的赝品正是迎合了这批人，堆积而成拙劣的收藏。比如宣德炉，到晚明是“赝品恒重”“真者十一，赝者十九”。笔者在苏州博物馆见过的注释对此类现象的总结妙绝，直接引用如下：

明末王世贞、沈德符都对沈周等时人的书画和宣德、永乐、成化的时窑的行情暴涨，表达了他们的诧异之情，并同声指为吴人滥殇，徽人波靡，这也恰恰隐示出文人与商人相生相克的窘境来，这便又促使文人不断去重新诠释、辩证雅俗，商人也便愈发紧随着去擦拭这中间的划线，似是反复。

而究其根本，士商之辨在晚明已然陷入模糊。商人的儿子通过科举赢得荣誉和威望，并在官场中逐渐培养起人脉；而官员的子孙则通过经商，维持着家族生计及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同时使得家族成员有闲暇接受教育。士人和商人的界限变得模糊，越来越多先前从未获得功名或新近才获得功名的地方大家族开始理直气壮地声称他们也拥有士的身份。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老玩家的退出和新玩家的进入自然十分频繁，乃至于文人之中不乏有利用文化资本和趣味风向牟利者。这是一个永不停止的循环，如果不被打断，或许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循环下，文物鉴赏和工艺造作的持续繁荣，以及原有政治秩序和社会分层如多米诺骨牌一般的崩垮。以“趣”代“礼”的行为从主观上来说是对社会转型的焦虑，客观上来说，却的确是社会转型的风向标和加速器。

结语

陈士银在《摇曳的名分：明代礼制简史》中提到：“礼制的核心功能是从君主、近侍，到文官、武将，再到地方士绅，以及礼生、庶民等各个阶层各司其职，按照合理的秩序，一道维系国家的有效运转，安上治民，移风易俗。这是礼制之车的发动机，是动力的来源。至于礼制建筑、仪节、器物、乐舞等等，不过是车辆的外壳。外壳再华美，一旦发动机老化，任何车辆都逃脱不了停摆的命运。”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礼制的崩塌正是从这些车辆的“外壳”开始的。工艺美学从来不是仅限于审美范畴的游乐闲趣，而是社会工艺造作水平、民生日用条件、生活礼仪方式的反映。“礼”在工艺美学之中的淡出是消费端出现物质主义膨胀的结果，而物质的改变反过来动摇了心理防线，从而促成了新的评判标准——趣味的产生。而这样的标准确立，实质上反映了现代社会来临前夕阶层动荡和生活方式融合给士绅阶层带来的地位和身份焦虑，也暗示了以“礼”维护的等级秩序在新的消费趋势和社会转型动势面前走向崩塌。直至1644年，清军入关，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被中断，以“经学重振”为标志，中国文化再度被扭转到以儒家道学为主流的惯行运行之中，新一轮的礼制建立再次开始。